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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经理论

谢如程:商鞅《壹言》、《靳令》、《修权》、《赏刑》

发布时间:2011-12-28 23:16:08 浏览次数:2368

【谢如程博士解读】

商鞅:《壹言》、《靳令》、《修权》、《赏刑》

壹言

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治法不可不慎也,国务不可不谨也,事本不可不抟也[①]。制度时[②],则国俗可化而民从制;治法明,则官无邪;国务壹,则民应用[③];事本抟,则民喜农而乐战。夫圣人之立法化俗,而使民朝暮从事于农也,不可不知也。夫民之从事死制也[④],以上之设荣名、置赏罚之明也,不用辩说、私门而功立矣。故民之喜农而乐战也,见上之尊农战之士,而下辩说、技艺之民[⑤],而贱游学之人也。故民壹务,其家必富,而身显于国。上开公利而塞私门,以致民力;私劳不显于国,私门不请于君。若此而功臣劝,则上令行而荒草辟,淫民止而奸无萌[⑥],治国能抟民力而壹民务者强,能事本而禁未者富[⑦]

夫圣人之治国也,能抟力,能杀力[⑧]。制度察,则民力抟,抟而不化则不行[⑨],行而无富则生乱。故治国者,其抟力也,以富国强兵也;其杀力也,以事敌劝民也[⑩]。夫开而不塞则智长[11],长而不攻则有奸;塞而不开则民浑,浑而不用则力多,力多不攻则有奸、虱。故抟力以壹务也,杀力以攻敌也,治国者贵民壹民,民壹则朴,朴则农,农则易勤,勤则富。富者废之以爵不淫[12];淫者废之以刑而务农。故能抟力而不能用者必乱,能杀力而不能抟者必亡。故明君知齐二者,其国强;不知齐二者,其国削。

夫民之不治者,君道卑也;法之不明者,君长乱也[13]。故明君不道卑,不长乱也。秉权而立,垂法而治,以得奸于上而官无不,赏罚断而器用有度。若此,则国制明而民力竭,上爵尊而伦徒举[14]。今世主皆欲治民,而助之以乱;非乐以为乱也,安其故而不窥于时也。是上法古而得其塞,下修今而不时移,而不明世俗之变,不察治民之情,故多赏以致刑,轻刑以去赏[15]。夫上设刑而民不服,赏匮而奸益多。故民之于上也,先刑而后赏。故圣人之为国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则不成;治宜于时而行之,则不干[16]。故圣王之治也,慎为、察务,归心于壹而已矣。

靳令

靳令则治不留[17],法平则吏无奸。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害法。任功则民少言,任善则民多言。行治曲断,以五里断者王[18],以十里断者强,宿治者削[19]。以刑治,以赏战,求过不求善。故法立而不革[20],则显民变计,计变诛止[21]。贵齐殊使,百都之尊爵厚禄以自伐。国无奸民,则都无奸市。物多末众,农弛奸胜,则国必削。民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四寸之管无当,必不满也。授官以爵出禄不以功,是无当也,

国贫而务战,毒生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国以功授官予爵,此谓以盛智谋[22],以盛勇战。以盛智谋,以盛勇战,其国必无敌。国以功授官予爵,则治省言寡,此谓以治去治,以言去言[23]。国以六虱授官予爵,则治烦言生,此谓以治致治,以言致言。则君务于说言,官乱于治邪,邪臣有得志,有功者日退,此谓失。守十者乱,守壹者治。法已定矣,而好用六虱者亡。民泽必农,则国富。六虱不用,则兵民毕竞劝,而乐为主用,其境内之民争以为荣,莫以为辱。其次,为赏劝罚沮。其下,民恶之,忧之,羞之,修容而以言,耻食以上交,以避农战,外交以备,国之危也。有饥寒死亡,不为利禄之故战,此亡国之俗也。

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悌、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十二者成群,此谓君之治不胜其臣,官之治不胜其民,此谓六虱胜其政也。十二者成朴[24],必削。是故兴国不用十二者,故其国多力,而天下莫之能犯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朝廷之吏,少者不毁也,多者不损也。效功而取官爵,虽有辩言,不得以相先也,此谓以数治。死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亡百。国好力,此谓以难攻;国好言,此谓以易攻。

重刑赏,上爱民,民死赏[25]。重赏轻刑,上不爱民,民不死赏。利出一空者其国无敌[26],利出二空者国半利,利出十空者其国不守。重刑明大制,不明者六虱也。六虱成群,则民不用。是故兴国罚行则民亲,赏行则上利。行罚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轻,刑至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圣君知物之要,故其治民有至要,故执赏罚以壹辅仁者,必之续也。圣君之治人也,必得其心,故能用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力。王君独有之,故能述仁义于天下。

修权

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27],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28],君臣释法任私必乱[29]。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权制独断於君由威,民信其赏则事功,下信其刑则奸无端矣。惟明主爱权重信,而不以私害法。故上多惠言而不克其赏[30],则下不用;数加严令而不其刑,则民傲罪。凡赏者文也,刑者武也;文武者法之约也。故明主任法。明主不蔽之谓明,不欺之谓察。故赏厚而信,刑重而必,不失疏远[31],不私亲近,故臣不蔽主而下不欺上。

世之为治者,多释法而任私议,此国之所以乱也。先王悬权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夫释权衡而断轻重,废尺寸而意长短,虽察,商贾不用,为其不必也。故法者国之权衡也。夫倍法度而任私议,皆不知类者也。不以法论智能、贤不肖者唯尧;而世不尽为尧。是故先王知自议誉私之不可任也。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赏之,毁公者诛之。赏诛之法不失其议,故民不争。不以爵禄使近亲,则劳臣不怨;不以刑罚隐疏远,则下亲上。故官贤选能不以其劳,则忠臣不进[32];行赏赋禄不称其功,则战士不用。

凡人臣之事君也,多以主所好事君。君好法,则臣以法事君;君好言,则臣以言事君。君好法,则端直之士在前;君好言,则毁誉之臣在侧。公私之分明,则小人不疾贤,而不肖者不妒功。故尧、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位天下也。论贤举能而传焉,非疏父子亲越人也,明於治乱之道也。故三王以义亲天下,五伯以法正诸侯[33],皆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治天下。是故擅其名而有其功[34],天下乐其政,而莫之能伤也。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擅一国之利[35],而蒐一官之重[36],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故公私之故,存亡之本也。

夫废法度而好私议,则奸臣鬻权以约禄[37],秩官之吏隐下而渔民[38]。谚曰:蠹众而木折,隙大而墙坏。故大臣争于私而不顾其民,则下离上。下离上者,国之“隙”也。秩官之吏隐下以渔百姓,此民之蠹也。故有隙蠹而不亡者,天下鲜矣。是故明王任法去私,而国无隙蠹矣。

赏刑

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39]。壹赏则兵无敌,壹刑则令行,壹教则下听上。夫明赏不费,明刑不戮,明教不变[40],而民知于民务,国无异俗。明赏之犹至于无赏也[41],明刑之犹至于无刑也,明教之犹至于无教也。

所谓壹赏者,利禄、官爵抟出于兵,无有异施也。夫固愚智、贵贱、勇怯、贤不肖皆尽其胸臆之知,竭其股肱之力,出死而为上用也。天下豪杰贤良从之如流水,是故兵无敌而令行于天下。万乘之国不敢苏其兵中原[42],千乘之国不敢捍其城[43]。万乘之国若有苏其兵中原者,战将覆其军;千乘之国若有以捍其城者,攻将凌其城。战必覆人之军,必凌人之城,尽城而有之,尽宾而致之,虽厚庆赏,何费匮之有矣?[44]……

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45]。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46]。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47]。周官之人,知而讦之上者[48],自免于罪,无贵贱,尸袭其官长之官爵、田禄[49]。故曰: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民不敢试,故无刑也。夫先王之禁,刺杀,断人之足,黥人之面,非求伤民也,以禁奸止过也[50]。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故国无刑民。国无刑民,故曰:明刑不戮。……

所谓壹教者,愽闻、辩慧、信廉、礼乐、修行、群党、任誉、清浊,不可以富贵,不可以评刑[51],不可独立私议以陈其上。坚者被[52],锐者挫。虽曰圣知、巧佞、厚朴,则不能以非功罔上利。然富贵之门,要存战而已矣[53]。彼能战者,践富贵之门;强梗焉,有常刑而不赦。是父兄、昆弟、知识、婚姻、合同者,皆曰:“务之所加,存战而巳矣。”夫故当壮者务于战,老弱者务于守,死者不悔,生者务劝,此臣之所谓壹教也。民之欲富贵也,共阖棺而后止,而富贵之门必出于兵,是故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此臣之所谓明教之犹至于无教也。

此臣所谓三教也。圣人非能通知万物之要也,故其治国举要以致万物,故寡教而多功。圣人治国也,易知而难行也。是故圣人不必加[54],凡主不必废,杀人不为暴[55],赏人不为仁者,国法明也。圣人以功授官予爵,故贤者不忧;圣人不宥过,不赦刑,故奸无起。圣人治国也,审壹而巳矣。

 

[注释]



[①] 事本:指专事农战。抟(zhuan专):通“专”,专一。[②] 时:适时。[③] 应用:听从使用。[④] 死制:遵从制度而死。[⑤] 下:轻视。[⑥] 萌:发生。[⑦] 末:这里指商业和手工业。[⑧] 杀:使用。[⑨] 化:用掉,消耗完毕。[⑩] 事敌:对敌作战。[11] “开”、“塞”:指前文所称的“开公利”,“塞私门”。[12] 废之以爵:以买官爵的方法来限制其财富的增长。[13] 长(zhang):助长。[14] 伦:辈;徒:众人。[15] 多赏以致刑:因滥用赏赐而犯法者更多;轻刑以去赏:减少了刑罚而消除了赏赐的作用。[16] 干:抵触。[17] 靳:固定;靳令:坚持严格执行法令。治不留:政务不积压。[18] 里:当时的基层行政单位。[19] 宿治:隔夜(不及时)处理政务。[20] 革:改变。[21] 诛:罚。[22] 盛:大;盛智:大智慧。[23] 以言去言:以法治之言行去清除空谈。[24] 成朴:泛滥的状态。[25] 死赏:为赏赐而死。[26] 空:“孔”;“一空”:指专事农战。[27] 操:掌握和遵守。[28] 守:指权力。[29] 释法:弃法不用。[30] 克:能够。[31] 不失:不遗漏。[32] 进:用。[33] 正:通“征”,征伐,征讨。[34] 擅:独占。[35] 区区然:得意的样子。[36] 蒐:索取。[37] 鬻:卖;约:求。[38] 渔:侵夺。[39] 壹:统一。[40] 明赏不费:理想的赏赐并不破费财物。明刑不戮:理想的刑罚并不需要杀人。明教不变:理想的教化能使国家良好的政治风气不变。[41] 无:不用。[42] 苏:通“溯”,指向。[43] 捍:保卫。[44] 匮:用尽。[45] 损:减。[46] 亏:破坏。[47] 三族:父族、母族、妻族。[48] 讦:揭发。[49] 尸:主持。[50] 过:过失。[51] 评刑:议论刑罚。[52] 坚者;顽固的人。[53] 存战:在于立战功。[54] 不必加:指不必在“三教”之外再去增加(治国方法)[55] 暴:残暴。

   

[解读]

商鞅(约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38年),出生于卫国,本名公孙鞅,也叫卫鞅(其祖先是卫国国君的旁支),是战国中期的政治家,法家的代表人物。其因变法有功,于公元前340年被秦孝公封于商(今陕西省商县商洛镇),历史上故称商鞅。据史料称,商鞅“少好刑名之学”,曾任魏相公叔痤家臣,研究过早期法家李悝、吴起等的变法经验。尽管公叔痤很重视商鞅,但他并未得到魏王的重用。公元前361年,公叔痤死后,商鞅应秦孝公的招贤令入秦,被任命为左庶长(后于公元前352年升为大良造)。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下,商鞅分别于秦孝公三年(公元前359年)、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实行了两次变法,使秦国力大增,征战成绩显著,其成功变法最终为以后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因商鞅在变法改革中用严刑竣法打击了秦国贵族奴隶主势力,招致了他们的仇恨。秦孝公死后(公元前338年),太子驷即位,太子师公子虔等人诬告商鞅谋反,商鞅因此遭捕并被“车裂”示众。

商鞅所处的时代,是新兴地主阶级不断发展壮大的时代,但当时奴隶主阶级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仍拥有强大势力。商鞅推行以奖励农耕、军功为主要内容的变法适应了新兴地主阶级发展壮大之历史趋势,最终使得秦变得日益强大。其变法的主要内容有:废除世卿世禄制;奖励耕织,奖励军功;抑制商业;实行什伍连坐,奖励告奸;开阡陌封疆,承认土地私有;废除分封制,建立县制;规定统一度量衡制度;推行法治教育,反对礼、乐与《诗》、《书》等。

商鞅的法治思想经后人整理,成《商君书》二十九篇(现存二十四篇),比较全面地记述了其法治思想。《商君书》中反映的商鞅法治思想,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关于法的起源。商鞅在《开塞》一文中认为,不断发展的社会可以被分成上世、中世、下世三个阶段,上世“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亲亲而爱私”,中世“上(尚)贤而说(悦)仁”,不用强制手段而靠“仁”来维系社会秩序,下世则“贵贵而尊官”,人们“以强胜弱,以众暴寡”,社会混乱,因此需要“定分”、“立禁”、“立官”、“立君”,保护私有制,国家与法由此产生。二、关于立法。商鞅认为,人类社会总是发展变化的,统治者应据此制定法令而不必白拘泥于古制,即应“不法古,不循今”因时变化。三、关于执法。商鞅极力主张严格依法办事,认为“有法不胜其乱,与无法同”(《开塞》),“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君臣》),因此,必须实行“刑无等级”、“一断于法”。四、关于法的作用。商鞅认为,法的根本作用在于“治民”,“民胜法,国乱;法胜民,兵强”(《说民》)。法的表层目的则在于“定分止争”(《定分》)、“兴功禁暴”(参见《算地》)。五、关于法的公开性。商鞅反对“刑不可知,威不可测”的神秘法传统,主张公布成文法,使得法令明白易懂,“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战国策·秦策一》),收到“万民皆知有所避就”及“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定分》)之理想效果。毫无疑问,商鞅的上述法治思想在相当程度上有其历史进步性。

上述《壹言》、《靳令》、《修权》和《赏刑》均选自山东大学《商子译注》编写组编写的《商子译注》一书(齐鲁书社出版发行,1982年10月第1版),对原文的有关注释则也是在以该书为主要参考资料基础上整理形成的。

《壹言》一文论述了国家必须以农业为立国之本,应采用刑赏政策,推行法治等重要问题。“壹言”即意指专门论述从事农耕、运用刑赏的强国策略。商鞅认为,立国应当做到制度适时、法令明确、政务统一、专事农战(“制度时,国务一,则民应用;事本抟,则民喜农而乐战”)。如果这样则可以实现“国俗可化而民从制”、“官无邪”、“民应用”之强国景象。其次,君主必须懂得正确处理集中民力与使用民力的关系,必须实现专事农战、壮大力量以攻打敌国的目标。第三,国家应当做到法令明确、依法刑赏,应当根据实际国情采取相应的治国策略,“不法古,不修今”,对待刑赏应当“先刑后赏”。上述观点,特别是“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为之治,废俗而为之法”的观点反映出商鞅法治思想中的实践理性,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从另一侧面看,这也反映了商鞅为新生力量谋划奋斗的意志和决心。

在《靳令》一文中,为推行农战政策,商鞅认为应当注重执政效率与实际成效,并应反对“六虱”空谈,应当实行重刑少赏、轻罪重罚。为此,他进行了正反两方面的论证。首先,他认为应当坚持执行既定的法律,这样就不会导致政务积压(“靳令,则治不留”),否则,国家就会因拖拖拉拉的执政风格而遭致削弱(“宿治者削”)。由此论证了执政效率之重要。当然,商鞅注重执政效率又是在守法即依法办事的基础上进行的,即“法已定矣,不以言宣法”。“法立而不革”。其次,必须用法治的言论清除空洞的“六虱”说教。商鞅把礼和乐、《诗》《书》、行善和孝第等视作危害国家的十二种弊端(“六虱”),指出“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战,必贪至削”,而国家依靠实力来治理,付出一分力量,就能够收到十分效果;如果因空谈来治理,则付出十分力量,仍会遭受百分损失。(“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亡百”)。第三,治国应当加重刑罚,少给赏赐,这样民众就肯为赏赐效死。对轻罪施以重刑,轻罪就不会出现,而重罪也就无产生,最终可以实现“无刑”之境界,即所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

《修权》则是商鞅论述如何加强国君权力问题的重要论说。文章开篇提出,治理好国家的三个基本要素是:君臣共同遵守的法度,君臣共同创立之诚信及由国君所独自执掌的权力。法度,诚信及权力三者是相互联系的,贤明的国君注重权力,重视诚信建设,而不会以私情去损害法治。即“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故明主爱权重信,而不以私害法也”。其次,文章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应当实行刑赏并用。认为如果民众确信国家之赏赐,就会去做立功之事;如果民众确信国家的刑罚,违法的事情就能杜绝(“民信其赏,则事功;下信其刑,则奸无端”)。故应当赏赐优厚且有信用,刑罚严厉而坚决执行(“赏厚而信,刑重而威”)。第三,治理国家必须公私分明,为“公”着想,不得舍去法治而改为服从私议。“公私”的界限明确,小人就不敢嫉妒贤能的人,无所作为的人也就不会嫉妒有战功的人。(“公私之分明,则小人不嫉贤,而不肖者不妒功”),所以应当建立法度,明定标准,依法赏赐,并应对损害国家利益者予以处罚。这样就能收到良好的治理效果。贤明的国君任用法治而废弃私利,国家就没有漏洞和蛀虫(“是故明王任法弃私,而国无隙矣”)。第四,必须认识到国君对于法治的导向有决定性的作用。如果国君喜欢法治,臣下就会依法办事;国君喜欢空谈,臣下就崇尚空谈。“凡人臣之事君也,多以主所好事君。君好法,则臣以法事君;君好言,则臣以言事君”,这一符合人性实际的分析十分生动地提示了国君对引导法治的重要作用。

《赏刑》则较为系统地论述了统一赏赐、统一刑罚和统一教化这三者的关系。商鞅认为这三者是圣人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并且指出,“壹赏、壹刑、壹教”的最高目标,乃是实现“无赏、无刑、无教”的大治局面。商鞅认为,应当统一赏赐,即利禄、官爵只因军功而赏赐,且理想的赏赐并不浪费钱财,如果这样做,就可能出现“天下豪杰贤良从之如流水”的最佳治理效果,而使得“兵无敌而令行于天下”。同时商鞅主张,刑罚也应当统一,应实现“刑无等级”,从卿相将军到平民百姓,凡不服国君命令、破坏法制的,如果罪该处死就决不赦免,不因为犯法者的功劳善行而减轻刑罚。在禁止奸邪,防止过失的诸多方法中,运用重刑即轻罪重罚是最佳的手段(“禁奸止过,莫若重刑”),抽以应当大力推行“重刑”。这样一来,因“刑重而必得”,所以民众就不敢以身试法,国内就不会有受刑的人,最终就可达到“理想的刑罚就不用杀戮”(“明刑不戮”)的状态。商鞅还认为,应当统一教化,要用战功激励和教化民众,而不允许他们议论刑罚,不允许他们私创治国学说。并且,应当通过明确只有立下战功才可获得财富的方法促使民众为战功而拼死效力。文章最后认为,国君只要抓住上述“三壹”,就能收到治国之功效,而不必在此之外寻找其他治国纲要。

选自《商君书》的上述四篇论说,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商鞅的法治思想。应当看到,商鞅的法治思想和改革主张有其历史进步性,事实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不可否认的。但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其思想观点也其局限性。如其中的“轻罪重刑,以刑去刑”、抑制私家学说及“不可以评刑”等观点,与罪刑相适应、惩治与教育相结合等具有科学性的法律主张并不一致,应加以分析批判。另外,还应注意到,商鞅自身的观点也有互不一致的地方,如关于“赏赐”,在《靳令》中商鞅主张“重刑少赏”,而在《修权》中则主张“赏厚而信”。对于此类情况,应结合《商君书》的全部论说及其中具体的文章主题及商鞅本人所处的历史环境进行全面、正确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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