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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犯罪

【01】谢如程博士:单位单位与自然人共同实施危害行为,其犯罪金额及量刑情节如何把握?

发布时间:2018-07-26 11:38:06 浏览次数:88



【01】谢如程博士:《单位与自然人共同实施危害行为,其犯罪金额及量刑情节如何把握?》,载全国检察官培训教材,陈长华主编、谢如程副主编:《司法疑难案件法律适用丛书——刑法总则适用》,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


十七、单位与自然人共同实施危害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数额介于单位犯罪起刑点与自然人犯罪的起刑点之间的,应以单位犯罪还是以自然人犯罪的定罪标准进行认定处理?对于单位与自然人共同犯罪,在量刑时应适用单位犯罪的法定刑还是适用自然人犯罪的法定刑

 

浙江双经律师事务所主任谢如程博士


一、要旨提示

按照刑法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实施的犯罪。单位具有法律拟制的人格,有自己的决策机构,其依照自身的独立意志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就可以成立单位犯罪。而单位与自然人共同实施危害行为,则往往可能构成共同犯罪。根据两高和海关总署联合制发的《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2002年7月8日法[2002])139号)等有关单位犯罪的立法、司法解释规定,单位实施走私等危害行为的定罪标准与自然人实施同一种危害行为的定罪标准(起刑点)是不同的,单位犯罪的起刑点要比自然人高得多,前者常常是后者的数倍(一般为倍)。在这种立法背景下,对于单位与自然人共同实施危害行为的情形,特别是单位与自然人共同实施破坏经济秩序的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数额介于单位犯罪起刑点与自然人犯罪的起刑点之间的,应如何认定犯罪往往存在争议。而对于单位与自然人共同犯罪中,如何分别正确选择适用法定刑,司法实践中也还认识不清。解决这些问题,有很强的实践意义。

二、基本案情及处理结果

案例一:2000年8月,被告单位某公司因为合同手册出口数量大于进口数量,于是联系被告人张某帮忙核销。张某随即要求该公司提供合同手册项下保税指标给其进口货物。之后,在该公司报关员(在逃)的协助下,李某多次用该公司的来料合同加工登记手册,以伪报贸易性质的方式,将本应通过一般贸易征税进口的货物(PP塑胶粒等)伪报成来料加工合同项下保税货物逃税进口。经海关关税部门核定,上述逃税货物累计偷逃税额为22万元。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某公司及张某的行为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共同犯罪)。法院认为,单位走私普通货物罪的起刑点为逃税额25万元,自然人走私普通货物罪的起刑点为5万元,因此判定被告人张某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被告单位某公司则不构成犯罪。

案例二:被告人龚某系被告单位其工业供销公司供应处经理,其因经营不善,单位经济亏损,欲贩卖假烟获利弥补。其间被告人陈某与龚结识,龚即请陈帮助联系购买假烟,并表示事后给陈一定的好处费。被告人陈某经他人介绍认识了烟贩唐某、蔡某(均另案处理)后,于1993年9月24日陪同被告人龚某到唐、蔡处,龚以本单位的名义向两烟贩订购假烟5000条。1993年10月24日,唐、蔡按约定将假冒“红塔山”版注册商标的香烟5000条运至被告单位处,以每条35元的价格(计175000元)销售给被告单位。

检察机关指控被告单位某工业供销公司供应处、被告人陈某、龚某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的罪名认定,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补充规定》第1条第2款、第3条和刑法第48条、第49条和第22条第1款,分别判处龚某、陈某有期徒刑1年、判处被告单位罚金8000元。但未对选择适用法定刑作更为具体的解释。

三、关键问题及争议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关键问题是:

1、单位与自然人共同实施危害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数额应如何确定?单位与自然人共同实施危害行为,应以单位犯罪还是以自然人犯罪的定罪标准进行认定处理?

2、对于单位与自然人共同犯罪,在量刑时应适用单位犯罪的法定刑还是适用自然人犯罪的法定刑?

对上述第一个问题,目前主要存在以下意见分歧:

第一种意见认为,因为单位与自然人构成共同犯罪,首先要求两者都必须是犯罪主体,这就决定了必须以单位的数额起点来确定。如果以自然人的数额来作参考,则自然人能构成犯罪,而单位不能构成犯罪主体,从而无所谓单位共同犯罪问题,更谈不上单位的刑事责任问题。因此应当以单位构成犯罪的数额作为共同犯罪的起点而不能以自然人数额为标准。

第二种意见认为,应当以主要实行犯的定罪标准为基点,区分三种情况。其一,在单位为主实行犯罪,个人起次要作用或帮助作用的场合,定罪量刑均应适用单位犯罪的相关规定。其二,在个人为主实行犯罪,单位提供帮助或便利条件的场合,如单位仅提供出借犯罪资金或帐户,这时个人是共同犯罪的主犯,单位为从犯。但由于单位与个人能够适用的刑罚种类不同,因此对单位和个人分别适用刑罚。其三,在难以分清主次地位的场合,则适用各自的法定刑。

第三种意见认为,不论在共同危害行为中的主次作用,单位与自然人都应按各自的标准分别定罪量刑。如2001年广州市部分司法机关及海关曾以会议纪要的形式联合发文认为,单位和个人走私偷逃税额为人民币25万元以下、5万元以上的,单位不追究刑事责任,个人依照自然人犯罪处罚;偷逃税额为人民币25万元以上的,单位和个人均构成犯罪,分别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对于单位与自然人共同犯罪,在量刑时应适用单位犯罪的法定刑还是适用自然人犯罪的法定刑的问题,则主要有以下二种不同观点:

1、对于自然人,应适用单位犯罪的法定刑,由此可以保持主从犯在处刑上的协调性。

2、此种情形下的自然人主体,不是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不能适用单位犯罪的法定刑,只能以共同犯罪的数额,相应适用自然人犯罪的法定刑。

四、评析意见

我们认为,对于应以单位犯罪还是以自然人犯罪的定罪标准进行认定处理的问题,上述有关分歧意见中的第二种观点是正确、可行的。

(一)按单位与自然人在共同实施危害行为过程中的主次作用为划分标准,以此决定对整个案件的定性处理,符合共同犯罪的刑法理论

共同犯罪是二人以上的共同故意犯罪,其共同关系只在一个犯罪事实内存在。也就是说,参与犯罪的主体尽管有多个,但其共同故意实施一个犯罪事实,则成立共同犯罪。而在实施了看似相对独立的多个犯罪行为的情况下,因为这些犯罪行为出自不同主体的共谋,因此仍然属于共同犯罪。[1]判断一个案件中的行为是一罪还是数罪,基本标准是犯罪构成标准。具备一个犯罪构成的就是一罪,具备多个犯罪构成的就是数罪。共同犯罪只是主体及主观方面有法定特别要求的犯罪,但在本质上,其仍只有一个犯罪构成,属于一个犯罪。

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存在许多重大差别,如单位与自然人有各自的利益追求,在经济犯罪中,这些不同主体的利益往往具有可分割性。这是客观事实。但是,在单位与自然人共同实施危害行为而可能构成共同犯罪的场合,由于其共同故意实施的危害行为在实质上是同一个危害行为,刑法对待单位与自然人,都未将其当作特殊身份的犯罪主体,而是统一视作普通的犯罪主体,因此,除非有特别的情形,如认识能力所限等原因,否则我们不能人为地以割裂的视角为其设定适用区别对待的多重定性标准。单位与自然人共同实施危害行为,符合一个犯罪构成,即认定为构成一罪。在通常情况下,只能以一个犯罪构成标准去认定其行为性质,而不是同时以两个或多个犯罪构成标准作出认定。

(二)按单位与自然人在共同实施危害行为过程中的主次作用为划分标准,以此决定对整个案件的定性处理,符合主要矛盾决定事物性质的哲学原理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事物的性质是由其主要矛盾决定的。在单位与自然人共同实施危害行为的场合,也同样遵循这一原理,其犯罪的性质由起主要作用的主体特征决定。因此,如果是单位起主要作用的,在处断过程中就应把全案视作单位犯罪,适用单位犯罪的认定标准;如果是自然人起主要作用的,则应把全案视作自然人犯罪,适用自然人犯罪的认定标准。倘若适用“区别对待”的处置方法,就会陷入主次不明的难于自圆其说的困境。

当然,由于实践中往往会遇上更为复杂的情况,有时确实难以分辨在共同行为中起主要作用的究竟是单位还是自然人,或者说单位和自然人都是主犯,并没有主犯从犯之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按上述思路解决问题。而为了解决这一司法实践难题,只得分别适用单位和自然人的定罪处罚标准。尽管这是无奈之策,但也是可行的最佳方法。而从矛盾原理看,在人类的认识能力尚无法区分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时,将各有关矛盾都平等地视作同等重要的矛盾,也是能为人们较容易接受的、相对公平的处理方法。

在司法实践中,为了解决单位与自然人共同犯罪适用法律的问题,有关部门制发了不少解释,比较有代表性的是2002年7月两高及海关总署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其规定:“对单位和个人共同走私偷税额5万元以上不满25万元的,应当根据其在案件中所起的作用,区分情况作出处理。单位起主要作用的,对单位和个人均不追究刑事责任,由海关予以行政处理。个人起主要作用的,对个人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对单位由海关予以行政处理。无法认定单位或个人起主要作用的,对个人和单位分别按个人犯罪和单位犯罪的标准处理。”结合前文分析,应该说这一规定是正确、可行的,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在司法实践中应认真贯彻执行。

基于同样道理,对于单位与自然人共同犯罪,在量刑时应适用单位犯罪的法定刑还是适用自然人犯罪的法定刑的问题,也应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处理:

第一,如果是单位起主要作用的,则整个案件的主要性质就应认定为单位犯罪,各参与主体均应适用单位犯罪的起刑点和法定刑,即如果共同实施的危害行为造成危害结果数额达到了单位犯罪起刑点,则全体参与者,不论单位、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员,还是其他自然人,均适用单位犯罪的法定刑。否则就会出现刑罚适用上的轻重倒置。如某单位走私普通货物价值1000万元,勾结报关员提供帮助,在共同犯罪中,单位为主犯,报关员为从犯。对犯罪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应当适用单位犯罪刑法条文中的法定刑,同时,该报关员也应同样适用单位犯罪刑法条文中的法定刑,否则就会出现犯罪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刑罚最高为二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而作为从犯的报关员却应适用最高为无期徒刑的刑罚。这显然是行不通的。

第二,如果是自然人起主要作用的,所有的犯罪主体本应统一适用自然人犯罪的法定刑,但由于单位本身无法适用与自然人同样的刑罚,且适用单位犯罪的法定刑一般不会比自然人犯罪的法定刑重,故此情形下适用区别对待的方法:自然人适用自然人犯罪的法定刑,犯罪单位则适用单位犯罪的法定刑。同时,由于犯罪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受刑罚的依据源于单位犯罪而不是其作为自然人实施的犯罪,因此,对于这些人的量刑,也应直接适用刑法关于单位犯罪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规定。

第三,在无法分清单位还是自然人起主要作用的场合,适用区别对待的方法,对犯罪单位、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员适用单位犯罪刑罚规定,对犯罪自然人则适用刑法对自然人犯罪的刑罚规定。

此外,《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0条第3款的规定,“单位和个人共同走私偷逃应缴税款超过25万元且能区分主、从犯的,应当按照刑法关于主、从犯的有关规定,对从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由此可见,为准确量刑,对于单位和自然人共同犯罪案件,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适用主、从犯的刑罚规定。

因此,上述案例一中,由于被告单位某公司和被告人张某所起的作用主次难以分辨,故法院采用区别对待的方法,分别以单位走私和自然人走私的起刑点为标准,判决被告单位某公司不构成犯罪,而判决被告人张某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是正确的。在案例二中,法院根据具体案情,分别判处龚某、陈某有期徒刑一年、判处被告单位罚金8000元,尽管其具体理由不甚明了,但依据当时适用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补充规定》,这一结果也是正确的。

综上,按单位与自然人在共同实施危害行为过程中的主次作用为划分标准,以此决定对整个案件的定性处理,是较为科学、可行的处理方法。


[1] 此观点综合了“犯罪共同说”及“行为共同说”的合理成分,笔者亦赞成。参见刘宪权主编:《中国刑法理论前沿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6月版,第196198页。

(选自:全国检察官培训教材,陈长华主编、谢如程副主编:《司法疑难案件法律适用丛书——刑法总则适用》,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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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谢如程博士,法检民事审判执行抗诉检察研究工作15年、高校教师7年,历任法官、浙江检察机关副处长、高级检察官、副教授、硕导,首届全国检察理论研究人才,法律著作10余部。办理研究经济犯罪(刑民交叉)、经济纠纷等案件逾1000件,经验丰富,效果显著,委托人充分肯定。因辩护重大疑难经济罪案接受央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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